第一章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追寻：古代哲学杭州股票配资网
“轴心时代”与哲学的起源
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4世纪之间。
有些哲学家出现在地中海的东海岸、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知识。他们开始质疑“事物所是”的常识观念，并区分“真的”实在与事物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也从原来仅仅是关于个人明辨、遵守具体社会的法律风俗的问题上升为普遍性的问题，即“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正当生活方式”？在智慧这个观念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最简明扼要的回答，而那些追求智慧、热爱智慧的人，因此被称为哲学家，他因自己的教学活动和政治立场而遭到处死。他坚信真正的好人不会受到伤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死就是对这个信念最为生动的展示。而且，由于他的死，哲学成了人类世代痴迷的学问——先是希腊人，随后是罗马人，接着是欧洲的沉思者。
大约与此同时，有位名叫悉达多·乔达摩的忧郁的贵族青年，走遍印度苦苦寻觅面对死亡以及他周遭所见的巨大苦难的方法。最终，他找到了答案。他在动荡不安、暴力横行的时代提倡和平与安宁。在经历了一段神秘体验之后，他“好像从梦中醒来”，成了著名的“佛陀”，即“觉者”。他的思想质疑传统的“印度”思想，改变了印度、东亚各国，以至世界。
佛陀弃绝世俗的物欲和欢愉，是漫长的探寻者传统中的一员。他从印度教经典《吠陀》也肯定熟悉。但他们两人最终都拒斥了这种观念。与耆那教徒相同，佛陀表明，惟有看破世俗现实和个体自我的幻象，修行自身以摆脱招致苦难的那些令人迷惑的欲望和激情，才能超脱人类苦难。以佛陀之名，佛陀的追随者发展出丰富的理论，涉及知识、自然、自我及其激情、人的身体及其疾病、心灵及其苦恼、语言和我们构想实在的方式。耆那教徒和一代代不同流派的婆罗门哲学家，也发展出有关上述主题的丰富理论。
与此同时，在中国，有位名叫孔丘。在孔子生活的时期，周王室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整个中国实际上有众多“诸侯”，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帝国不能保持统一，就会陷入毁灭性灾难。孔子孜孜以求的，就是为统一提供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家庭。然而，家庭以及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的家庭价值”在当时就已被权力政治所败坏，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孔子哲学关注的几乎全是社会政治、正当统治、正当政府以及家庭价值和共同体价值的问题。于是，他的论述涉及人际间的和谐关系、为政的才能、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教化他人、自我反省和自我转变，以及培育个人德性和避免恶习。
与西方哲学家相比，孔子没有谈论的东西同样值得注意。除非出于类比人际关系的需要，孔子并不谈论自然或万物的本性。他并不特别关心非人类实在的终极本性，而且，与佛陀不同，他不考虑我们所认为的“实在”或许只是表象或幻象的可能性。他也不谈论诸神，或者说，除了个人德性、人际关系和良序社会，他什么也不关心。孔子从未想过要创建一种宗教，也没有野心要凭借抽象的哲学才华去征服同胞。他谦虚却颇有预见性地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可是，他死后受人景仰，甚至被历朝历代奉若神明，而儒家思想——或者说它的变种——如今也成了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哲学。
根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还有另一位圣人。
孔子和老子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他们都强调，“和”是社会与个人的理想状态；两者都坚持以宏大视野来看待个体生命。个人品格是生活的目标，但个人无法用孤立的个别术语加以规定。孔子认为，个人具有社会性；但在老子看来，个人依自然而生。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然与社会哪个更为重要？这是中国思想家共有的思想框架。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和伊斯兰教陷入这类争论不能自拔；南太平洋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以至南美和北美，有成千上万的部落和传统社会都展开过类似的论争和讨论。日本社会在哲学上最为折中，把老子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相互融合，仔细地区分了自然、社会和灵魂的哲学概念，由此形成了属于他它自己的、充满独创性的生命哲学。
儒家与道家的对话，或者从较为全球性的视野来看，强调社会和传统与强调自然之间的对话，本身就是某些社会概念和文化观念的产物。它建立在如下文化观念之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自然与文化的区分，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然”与“不自然”之间的区分。早期希伯来人坚持认为，烹煮还在吃奶的小羊羔“不自然”，这也许是因为，在食肉的饮食习惯中，他们隐约意识到那些被食用的动物也有尊严。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为哪种性行为是自然的展开争论，但这类讨论早在古希伯来人及随后的基督徒便已设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谋利而借贷是不自然的，然而今天，绝大多数商人会认为，赚钱是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情。人们以为，所有世界给予我们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事实证明，“自然”是哲学中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
让我们回到中东，回到波斯，即现在的伊朗，那里有个名叫巴尔赫的查拉图斯特拉
查拉图斯特拉也坚持一种激烈的伦理观，它源自世间两种形而上的力量之间的冲突。阿胡拉·马兹达站在善的这一边，与其相对的是完全的黑暗，即恶。查拉图斯特拉认为，善和恶都源于我们自身。他对后来所谓的“恶的问题”有过深入思考——北非的圣奥古斯丁在千年之后才又开始着手讨论这个问题。全能的上帝怎会允许世界上存在如此多的苦难和恶呢？查拉图斯特拉的回答是，善和恶均由上帝创造。摩尼教徒继承这个观点，将这种道德二元论发展成善恶之间的宇宙大战。拜火教信徒后来将自己的信仰转变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使波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古希伯来人属于世界中的一股哲学力量，但；而且，几乎每个部落和社会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今天仍这样看待自己。古希伯来人的显著成就在于，他们善于创造和讲述自己的故事，说自己是与上帝立约的民族，虽因自己的作为而历经苦难、遭逢悲剧，却仍忠心耿耿、默默忍受，使种族繁衍延续。自力更生的漫长历史无疑是这个民族的巨大优势，使它尊崇作家、思想家以及传说叙述者。
因此，宽泛说来，哲学不是某时某地在世界突然登场，而是在世界各地多次登场。然而，我们不应想着自己的那点创新而沾沾自喜、目无他人。我们非常熟悉这种洋洋自得的情境：世界黑暗，一片蛮荒，直到出现少许光亮——希腊的“奇迹”以及其他两三个遥远地方的光亮。许多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称颂为“野蛮人”包围着的文明港湾，我们对此应持谨慎态度。希腊人说波斯人是野蛮人，波斯人以同样的名称回击希腊人。希伯来人把所有其他人贬斥为“异教徒”，后来却又被不再接受自己原来犹太身份的基督徒所拒斥。中国哲学家余英时在谈到中国周边部落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所谓的“蛮夷”部落就有今天的日本，但它是世界上最精致复杂的社会之一。同样，埃及人瞧不起南部的努比亚人，罗马人蔑视北方地区的人。到了近代，英国人看不起法国人，法国人看不起德国人，德国人看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看不起俄国人——而俄国人看不起西伯利亚人和中国人。一种文化中的“野蛮人”，往往是另一种蓬勃发展的文明，并能成为富有成果的观念之源。
只有无知和偏见才会阻止我们接纳这样的可能性：丰富多彩的哲学流派和精妙的论证曾盛行于世界各地。许多社会有复杂精致的口传文化，它远比通过书写让知识代代相传更为直接也更富成效。面对面讲故事非常迷人，且极富人情味。识字的人往往较少。相比之下，书写文字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它冷漠、疏远、没有人情味。在口传社会中，长者以诗歌的形式传递他们的智慧。然而，这些文化一旦消失，他们的观念——实际上还有整个文明——也就不为我们所知了。
甚至古希腊在变得“哲学化”之前，也就是说，哲学家还没有将自己的观念写下来并要求自己的学生去研读时，也属于口传文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不是名叫荷马的人的独创，这些作品能够以如此非凡
因此，非洲有很多地方的部落对世界的思考极为复杂精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倘若倾听地球上不同地区人们的交谈和思索，无论是乡野之声还是咖啡馆之语，我们就不难发现，任何民族都在以某种形式“做”哲学。他们好奇，什么是星星？事情为何发生？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死，死时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恶？没有理由认为，这类问题以及围绕它们产生的思想只限于那些采用了书写语言的文化，它们为后世保存了可供研读的文本。
同时，后来南北美洲作为“新世界”而“被发现”，但其实都早已有人居住，那些居住在靠近赤道较为温和的地方的人们，发展出了自己卓越的文明和哲学。在欧洲人16世纪早期到达之前，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已然发展成形很久。美国土著部落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文献记载，但他们在家园被开发剥削的之前数千年，就可能已经发展出了有生态意识的思想体系。澳大利亚土著依照“黄金时代”的哲学观念生活了数万年，在那个时代，祖先创造了世界，他们在回归自然之前，把法律和仪式传授给后代。
不用说，古希腊人和中国古人对这些发展一无所知将“我们自己”的哲学传统视为历经曲折后突然转变的结果，并对它广为人知的开端加以颂赞，这没什么不好。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向来颂赞的只是某一种哲学，它或许只是有众多面向的宏大人类计划的一部分。
希腊的“奇迹”
希腊文明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但远在此之前，地中海东岸、中东、亚洲和非洲就已经出现了灿烂的文明。希腊人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印欧人，他们取代了在爱琴海定居的民族。，希腊基本毁灭殆尽，此后直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一直处于“未开化”状态。
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自由地吸收其他文化。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表、技术和大胆新颖的宗教观念。他们从埃及获得了现在所谓的希腊建筑、几何学原理以及其他许多观念。他们从巴比伦，它仅仅是极为幸运的历史事件，是从邻邦和先辈那里汲取不同特性的经验的产物。
在这个过程中，埃及神欧里西斯的话说，在生命常常陷于“卑下、野蛮而短暂”的世界里，这不算是令人厌恶的观念。因此，无论希腊哲学如何宣称自己多么“理性”，也无法掩饰俄尔甫斯秘教对它的深远影响。
希腊哲学是神话、神秘主义、数学以及与世界不协调的令人烦扰的知觉的混合产物。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既令人艳羡又易受到伤害。他们的文化丰富而又具有创造性，但在它周边，遍布充满嫉妒和相互竞争的敌人。伟大的文化因遭到突然入侵而完全从世界版图上被抹去，这并不少见。这些伟大的文化，即使幸免于战争，也常常会被自然摧毁。流行病就像无声的军队，席卷各个城市。生活不可预知，往往多生变故，既令人珍惜，又令人惋惜。
在几乎不可控的世界中，命运观念自然极为重要。然而，尽管特洛伊时代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把命运归结为诸神反复无常的决定，但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仍试图为万物寻找某种根本秩序，即某种稳定的、可理解的存在基础。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以来，宗教一直在为“超越”开辟道路，但是，哲学要在超越中寻求秩序。它用原则取代神的意志和激情，用逻各斯，即某种理性或潜在的逻辑，取代命运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
第一批希腊哲学家是小亚细亚的米利都人。米利都是雅典人创建的一座伟大城市，不过先后为吕底亚人和波斯人征服。实际上，波斯文化确实让米利都人接触到宇宙统一性、数学之美以及某些宗教信仰观念。其中有拜火教的教义：一神论、灵魂不朽以及善恶二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强调宇宙论的有序“对立”组成。终极实在可以根据某些基本原则加以理解和把握，而且，人的生活及其命运能够也应该由此加以理解。
公元前6世纪思想家标志的这个剧变，实际上并没有后来人们回顾时所认为的那样突兀。事实上，哲学与所有其他人类成就一样，并非无中生有，哲学家同样也不是从天而降。当时，地中海的东岸、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已经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但它们又处在巨变之中，尚未定型。传统和变化的结合，恰好培育了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哲学观念的土壤。印度教有数千年的历史，它不仅有丰富的寓言故事和民间智慧，也有漫长的圣贤和沉思传统，对世界的存在方式有深刻洞见。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佛陀开始质疑其中某些观念的时候，自由的思想论争和对神秘主义的热衷已经在印度盛行开来。这些外来观念也流传到小亚细亚和雅典的贸易港口，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公元前6世纪，希腊神话已经变得有些令人厌烦，而且日益成为问题。诸神及其受害者和护卫者的故事不再被严肃或严谨地对待。在世俗与神话之间的裂隙中，“真理”观念开始出现。色诺芬尼的前几卷也大约形成于这个时期。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疑虑在希腊社会的流行程度，但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的确流传开来。一神论也肯定为希伯来人所知，因为希伯来人与希腊人关系密切。尽管希腊人有各种各样的神，一神论必定唤起了他们的统一感。犹太教几乎可以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这个时代产生了新的律法和新的先知，这些先知公开指责在富裕中看到的贫乏。哲学争论成了古希伯来人的生活基调，对于他们而言，甚至都没有必要称之为“哲学”。当然，与晚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思想相比，早期希伯来哲学家对神学、形而上学、信仰的认识论问题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和生活在广阔大陆另一端的孔子类似，更感兴趣的是应该如何生活、正义以及良序社会的问题。首先，他们追问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取悦那个全能却总是无法预知的上帝？
同时，在希腊附近，汉谟拉比、苏丹甚至尼罗河流域的上游地区。这些文化拥有精妙的天文学体系、高等数学、复杂且经过深思熟虑的灵魂观，而且沉迷于死后生命问题。希腊哲学中许多主要的观念，包括最为重要的几何学兴趣和灵魂观念，都是从埃及输入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希腊的“奇迹”视为显赫的开端，而把它看作顶点，看作漫长故事的高潮，但它的开端和过程无人能知，这可能更有教益。
不过，这个古老故事的高潮，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就是苏格拉底。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是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之前近两个世纪，希腊就已经出现过好几代见解深远、观点有力的哲学家。他也不是唯一论辩有力、扰乱时代循规蹈矩的生活并鲜明地刻画了西方人意识中的“哲学家”形象的哲学家。当然，他有许多功绩和美德，但是，他之所以能在西方思想史占据独特地位，主要还在于他的命运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到“败坏”学生的控告，众所周知，他被宣判有罪并被处死。毫无疑问，这是雅典民主最难堪的时刻。但是，苏格拉底因此不仅被视为“哲学家”的榜样，而且也被确立为典型的殉道者——真理的殉道者、使命的殉道者。他向陪审团说道：“我宁愿死，也不会放弃哲学。”因此，事实上他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苏格拉底由此为哲学的应然设定了标准，无疑，这是极高的标准。
苏格拉底非常幸运，他有一位人类历史上最具写作才华的学生。这个学生就是柏拉图，柏拉图是位优秀的学生、热心的崇拜者、用心的聆听人、睿智的记述者、熟练的宣传家、成功的剧作家，他本人也是哲学天才。以苏格拉底的审判为背景，柏拉图先是记录，随后加以阐释，最后进行润色转化。由此形成的对话就是最早的完整哲学著作，这些令人震惊的文献一直为人铭记，以至此后所有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但是，柏拉图仍然处在幕后。苏格拉底仍是对话的主角。当然，倘若不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可能什么也不是，至多只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注脚，因为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写。但是，如果不是苏格拉底，我们可能也就没有柏拉图，没有柏拉图，也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我们也就永远不会知道希腊哲学“奇迹”的发生。因为正是通过亚里士多德，我们才了解了大部分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
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孔子和佛陀相同，苏格拉底感兴趣的几乎只是美好生活的观念——有德性的生活、文明社会中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不过，他还有与他们极为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也与许多同时代希腊人甚至之前的哲学家不同。实际上，苏格拉底最为著名的观念是，他本人就是智慧的化身。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如何来区分哲学家。
苏格拉底尽其一生都致力于思考、讲授和展示德性。他似乎对当时重大的宇宙论问题毫无兴趣，对数学和几何学问题也只是稍有兴趣，甚至对雅典的既有宗教只是敷衍了事或貌似尊重过好生活的关切吗？抑或哲学是某种原始科学，是理解宇宙终极自然的极为抽象且常常颇为深奥的探求，是似乎不会让苏格拉底、孔子和佛陀有什么兴趣的活动？
当然，这两项任务并不必然对立或不相容，而且多数伟大的哲学家都试图结合两者，最为显著的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过，这两大立场之间仍存在尚未解决的矛盾。哲学到底是非个人的真理探寻，还是说与更为古老的圣贤的英雄的历史吗？还是说哲学是观念的历史，是观念发展或展开的历史，个人的实存在其中至多不过是有趣的偶然事件？比如，如今回顾希腊哲学的历史，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把苏格拉底作为研究中心？他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因其显著的哲学成就而值得铭记的历史名人，但即便如此，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应分散我们对真正主题的关注？我们在下文将尽可能公正地探讨这些问题。
哲学、神话、宗教与科学
介绍哲学尤其是古希腊早期哲学，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哲学始于与神话——希腊流行文化中的民间宗教——的分离。这种宗教包括奥林匹斯诸神以及许多希腊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和轶事。请注意，我们通常只是把其他民族的信仰视为“神话”。不过，希腊人有意识地区分了哲学与神话，并且把这种区分应用于自身。
在复杂的希腊社会，“信仰”分为很多等级，有对神话说明的完全接受，也有对其极为夸张、诗意甚至寓意的解释。诗意的敏感性对于智慧来说是必要的，但智慧不能与世俗的真理相混同。相信诸神的存在或多或少是切实的。也是真实的，这也没什么疑问。
希腊人为何编造奥林匹斯诸神与凡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神话？据说，宙斯变成天鹅、牛和云甚至女性的丈夫，以各种方式追逐甚至奸污女性。，还是只不过在参与一项较为普通的事业？或许，古希腊民众只是喜欢这些观念和形象所带来的娱乐，而那些认同他们的哲学家不过较为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怀疑观点而已。
倘若我们要理解西方哲学的诞生，重要的是要谨慎对待哲学与神话之间被过于滥用的区分，这个区分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原创性而提出的。人们认为复杂的希腊哲学源自流行和其他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家开始，陈腐的故事仍旧盛行，不过解释变得更加科学、“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些早期的希腊思想家颂赞冷静的理性，强调物质原因，而不是幻想性的诗意解释或神灵在幕后的行为。
然而，这些过于简化和自吹自擂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第一批希腊哲学家沉浸在神话之中，新颖的理性受到几何学的启发，但哲学中最伟大的突破——比如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做出的成就——完全拒斥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他们常常用谜语和寓言写作，更像神话诗人，而不像当代的科学教授。哲学像科学那样提供切实的真理，这个观念一直受到怀疑。现代哲学家也擅于使用隐喻和类比。当然，科学本身是否也依赖于隐喻而不是直白的描述，这个主题远远超出了我们探讨的范围。
可以肯定，希腊哲学的起源也是西方科学的起源，但哲学不是科学，而神话——赋予宇宙人格，使其具有理性的可解释性——也没有丧失它的魅力，这对于哲学家而言也是如此。因此，诗意、神话的思考在哲学中仍然保留至今，这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尤其是并不像我们那样严肃对待科学的文化。中国有比西方更为漫长的技术传统。但是，中国人对科学向来持实用主义的观念，尤其是儒家哲学，它更看重社会和谐而不是科学理论。亚洲值得注意的技术史几乎与常常被理想化的“追求真理”没什么关系，与之相关的是健康的社会实用主义。道教尽管也强调自然，但它实际上与科学毫无关系，佛教不仅认为科学是人类的大幻象，而且认为自然知识方面的进步观念也是人类的大幻象。
尤其在宗教哲学中，神话中的神灵与有血有肉的个体之间的区别非常大，远远超过神的模糊性所需要的。希腊和印度的神灵很相似，都是形象模糊的人、超人或非人。他们常常变来变去。孔子和佛陀，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相似，无疑是真实的人物。耶稣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就此而言，作为人的耶稣与作为上帝的基督之间的明显矛盾，引发了贯穿整个基督教神学史的思想难题。
模糊性和类比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同时，儒家和佛教的“神灵”是个体的人，而不是基督这样的上帝化身，也不是为了教导我们真谛而化身为人的诸神。因此，倘若谁认为这些神是与人同形同性的，就显然偏离了正题。尽管古代中国有自己的神话，其中有龙这样五彩斑斓的生物，但是，哲学与神话的区分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儒家和佛教。佛陀的故事像耶稣的故事，象征意义远比历史意义重要。
在早期印度，这个故事复杂得多。印度教充满了奇幻的生物和神灵，这至少和古希腊神话一样富有想象力。在古典的印度神话中，诸神的“三位一体”至为根本。它们分别是梵天。但我们知道，它们是同一个神的不同面向，是一个实体而不是多个实体。实际上，印度神庙一方面比希腊所见的神庙更大更复杂，另一方面又具有更为明确的统一性。最令西方读者震惊的不是印度诸神各自的独特身份，而是它们具有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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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悉的有六只或更多臂膀的湿婆，只是令人困惑的复杂问题的开端：诸神通常会有各种样子，采用不同的容貌，履行极为不同的功能，因此有许多极为不同的名称。比如，湿婆的配偶雪山女神，也是充满母性的安巴女神、破坏性的凯利女神和娑提女神，后者被认为是湿婆的力量之源。印度神话在不同的城市和亚文化中也有不同的变化，印度的民间传说和文学由许多不同的故事构成，很像早期版本的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曾试图把它们加以统合。这样的尝试在印度教中实际上不可想象，后来的神话专家证实了这一点。
古印度漫长的历史告诉阿周那，尽管敌军中有自己的亲人，但战斗是他的义务，作为义务，他应该无私地执行，全心追随神明。
这种道德困境对我们而言似乎极为恐怖——这等于说，在某种处境下，我们有义务杀害自己的亲人。但是，类似的恐怖也见于希伯来圣经、希腊神话和所有内战之中。这些恐怖故事只是在拿我们逗乐吗？还是说，这些深刻的道德传说让我们陷入了直抵人类道德和经验核心的深刻哲学困境？甘地把阿周那的危机解释为我们每个人在心中进行的善恶斗争。克里什那向阿周那显现其神性之际，我们的日常世界颠倒了。神话事实上是哲学、思辨性思维的养料，但不一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
《薄伽梵歌》中的华丽故事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评注，它们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富有哲学性，但对于平实的自然主义解释却毫无兴趣。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并不常常关注自身，他们尽管拒斥粗俗、表面上难以置信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却仍坚持刻意的含混和古老神话所描述的那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图景。
与西方神话相比，印度神话最明显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它充满想象力的活泼戏谑，以及相对而言的无所拘束。比如以下这个广受喜爱的印度神话。湿婆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去打仗，多年后回来发现有个英俊的年轻人陪伴着自己的妻子，于是将这个年轻人视为情敌，砍下他的头颅，结果发现砍杀的是自己的儿子。他在惊恐万分之际，发誓将接下来所见的生物头颅给予儿子使其复活，他最后看到了一头大象。
这些故事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吗？它们只是幻想的结果吗？还是说，它们更可能在以娱乐形式呈现深刻洞见，在以较为有趣但未经消化的形式解释实在，而没有呈现为早期西方哲学的那种原始科学？事实上，我们认为，印度神话的变化令人困惑且充满想象力，表达的也是相同的观念，它们支配着整个印度哲学的绝大部分历史。甚至在最戏谑的印度传说中，我们都能看到生命的再生和延续这个恒久主题。不过，“宇宙的统一性”是其中的关键主题，尽管它会呈现为诸多表现形式。这唯一的绝对实在在哲学中以“婆罗门”之名出现。但是，在早期神话中，诸神的多元化事实上是一神的不同表现形式，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因此，从神话到哲学，与其说是逻辑的跳跃，不如说是描述语言的转变。
然而，这种不同不应使我们远离神话而倾向哲学。两者各有优点。神话涉及叙事与之相对，哲学只在身处极大危险时才容纳矛盾。实际上，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多数哲学家都绞尽脑汁要避免矛盾，即便他们将矛盾和支离破碎视为生命和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尼采，以及禅宗传统的某些伟大哲人。
我们或许应注意尼采，他警告我们要小心现代哲学隐藏的神话：“原因”“实体”“自由意志”“道德”，当然还有“上帝”。哲学有它自己的神话假设，这些假设不那么明显是因为它们是非人格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这些观念，但我们不应完全接受它们，而是要把这些概念归入神话王国。人们可能坚持认为，神话有助于教养，哲学有助于理智，但是，最好的神话就像最好的哲学，既有助于教养又有助于理解。
同样，人们应该谨慎对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某些古希腊人小心地对两者加以区分，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西方哲学绝大多数时候难以与犹太——基督教传统区分开来，即使那些终身致力于抨击这一传统的哲学家也无法做到。只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的许多哲学家和欧洲的一些哲学家才预设了这一分离，而在许多其他传统中，宗教与哲学的同一性仍然极为稳固。在许多社会中，包括绝大多数部落文化，宗教规定着哲学。在其他社会中，则哲学规定着宗教，最显著的是儒家和佛教，两者皆是无神论的宗教——没有神的宗教。有人可能根据神话与哲学之间的模糊差别来区分宗教与哲学，或者通过批判性思想与纯粹“教条”之间的差别来区分宗教与哲学，但这常常意味着对宗教的误解。无疑，哲学在宗教内外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在哲学的范围之外，则是个错误。
人们也应该谨慎对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不要急于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我们试图区分哲学与宗教——如果哲学不是宗教，它就必定是科学，或者说，至少具有科学性。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人的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关切、艺术品的美或精巧，甚至自然的奇观等等，它们都不必归入科学和宗教。确实，现代人认为哲学应该具有科学性，但这种观念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主要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实际上，这个观念在其提出之日就受到质疑，绝大多数其他文化也不怎么关注它——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还没有启蒙。固然，科学特别要求客观性。但是，科学和科学许多哲学家恰当地强调哲学是一门艺术、技艺、学问，是有别于科学或者至少比科学更具渗透性的实践。
甚至那些确实崇尚科学的哲学家，也承认科学有其局限。因此，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牛顿物理学的狂热追随者，宣称有两种事物令他充满“敬畏”，即“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他也承认艺术的美、宗教的虔诚、数学奇迹、邻人的陪伴和酒的醇香，以及科学的价值。牛顿也绝没有把哲学局限于“自然”。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提出了一种神学来补充和容纳他的物理学。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是科学的狂热追随者，认为科学“真理”只描述了我们经验的小部分，因此认为“美学真理”更为重要，与哲学更相关。
然而，在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中，有某种值得崇敬和基本的东西，它不只是对客观性和理性的共同强调，不只是对真理的共同追求。因此，许多年来，某些哲学家固执地认为，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根据这个观点，哲学问题无需任何经验证据，也不需要科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或者说，根本无需任何经验和研究。用哲学术语来说，这些问题能而且只能先天地加以解决。换言之，哲学独立于所有经验或实验，要么诉诸逻辑和语言，要么诉诸直观。
结果就是哲学致命的贫乏，在哲学的某些领域，如今仍是如此。那些不是“仅靠理性”，纯粹只需思考解决的问题，被贬斥为“纯粹经验”问题，或“心理学而非哲学”问题。比如，沿着这些思路，某些英美哲学家近年来不厌其烦地争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而不费心去学习任何与大脑相关的东西，这本来与讨论的问题有某种真实的相关性。某些哲学家则争论科学和自然的性质，却从不曾与物理学家交谈。某些哲学家则仍详细地讨论人性，却从没想过去读几页弗洛伊德的书。幸运的是，这种情形正在改变。
哲学与科学相连，这是我们要谨记的教训。哲学既不是科学的母亲，也不是科学在概念上的护卫者。但是，在科学家进行研究时清理混乱的术语和概念在探究诸多主题时，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这在所谓的“某某哲学”领域更是如此。没有谁能够明确区分经验知识和先验知识、内在知识与外在知识。1932年，爱因斯坦用了母亲类比，认为“哲学使科学得以诞生，人们不应嘲笑她的赤裸和贫乏，而应该希望哲学的堂吉诃德式理想会活在她孩子的生命之中，以免他们沉沦于庸俗。”
哲学与科学相连，恰如哲学与神话、宗教相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相同。我们需要哲学、神话、宗教和科学之间的这些审慎区分，然后才能走进哲学的开端。在西方，哲学诞生于宇宙论的兴起，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诞生于宇宙生成论的兴起，它研究世界如何成为它现在的样子。
意义与创造：宇宙生成论与哲学的起源
埃及、新月沃土地区以及希腊人都以农业为生，这使他们研究地理和气象，思考诱使大地女神盖亚物产丰富的原因是什么。天文学为航海提供强有力的新工具。人们对天空复杂性最初的好奇心，最终导致对天文学的仔细研究，催生出源自实践目的但并非总是可靠的占星预测，他们还认为天空住满了神明，由此产生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和宗教。这些思考极为自然地导致宇宙生成论问题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从何而来？世界又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尽管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的核心问题，但若因此认为它们是最早的科学问题或原科学问题，你就错了。最早的宇宙生成论者寻求解释，但也寻求意义和教化。无论遇到什么，他们都会探问：这有什么意义？其目的何在？它预示了什么？希腊人以及古代世界的许多民族都认为，追问如何解释宇宙就是追问如何解释人类行为，即这是关于行动者的问题。谁做的？为何这样做？原因首先是意图，是某项需要理解的主题。
古希腊人与其说富有好奇心，不如说他们常常感到害怕、绝望。他们想要在不能理解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他们经历伤痛和疾病，遭遇悲剧、贫困以及死亡，这些都需要某种解释和安慰。死亡很早就让人感到神秘和困扰。地中海地区的哲学家开始沉思灵魂不朽之前数十万年，史前时期的尼安德特人就已在埋葬死者，并画下原始符号纪念死者。哲学就诞生于这种可怕的“惊异”。自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大脑的开发使得我们手指灵活，让我们能够直立行走，但我们用大脑处理的问题，并非全都令人高兴或有助于进化。我们运用大脑，也同样使世界充满奇观。
什么人最先提出了这些问题，这对我们既重要又无法想象。孩子们现在如果向他们的父母询问这些问题，常常得到的，要么是容易理解的废话，要么被打发去看书，或者让他们出去玩或打扫房间。可是，人类首次提出这些问题时，根本没有人能够回答。那时没有书籍，只有自以为是的祭司或贤者。第一批哲学家及其同时代人如何解释“万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最早的答案基本以这类形式出现：“它就在那儿，就是这样”或者“它一直就在那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变得越来越富有想象力，问题也越来越得到认真对待。早期哲学家认为，宇宙产生于两个原始人，他们交媾产下一个宇宙蛋。其他哲学家则认为，这些原始的存在者就是诸神，他们的家庭关系极其混乱。其他文化同样认为，狂暴的家庭关系是宇宙创生的原型。
在希腊的宇宙生成论中，世界被设想为被碗罩着的扁平圆盘，碗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天空。圆盘底部存在某种类似树干的东西，世界的根在冥府这个“地下世界”以及冥府的最底层塔塔罗斯。环绕地球的是“冥河”俄刻阿诺斯，这样形象可能借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把俄刻阿诺斯描述为万物之源，也是诸神的源头，这也得到哲学家泰勒斯的赞同，他常常被认为是第一位哲学家。希腊人也反思黑夜或黑暗的意义，荷马将之视为恐怖的化身，甚至对宙斯也是如此。
根据诗人赫西俄德的说法，最初是混沌。它并不是“彻底的混乱”和白昼。从大地产生天空乌拉诺斯，从天地的结合中产生海洋俄刻阿诺斯。
天空与大地之间的分合关系，是宇宙生成故事的关键。赫西俄德写道：“伟大的乌纳诺斯携着黑夜而来，追逐盖亚，渴望爱，伸展身体将盖亚覆盖。”埃斯库罗斯也有类似的描述：“神圣的天空热望着穿透大地，欲求拥抱大地结合为一。雨水从天空降落在盖亚的床榻，大地受孕。”
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神将其父亲欧里西斯大卸八块；他的遗孀伊西斯又把它们缝合起来，使其复活。在印度的《梨俱吠陀》中，创造神梵天创造了第二存在者，即他的女儿。他们分别作为“天”和“地”，乱伦造就了其他存在者。
这些早期的宇宙生成论，都没有认为世界从虚无中产生。它们都认为世界由某个原初造物主创造出来，造物主的第一个行为常常是创造自己。在印度的《奥义书》中，创造之前的世界“仅仅是水”，然而，创造将已然存在的能量组织起来，赋予有气息的生命形式。气息让水运动起来，从水中产生了万物。
同样，根据《创世记》的说法，世界是唯一永恒的上帝的作品，创造始于上帝分离白天与黑夜、天空与大地。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类似的概念也出现在中国，但是却有极为不同的含义。宇宙在希腊语中指的是统一，在中文里，相应的汉字指的是“万物”
宇宙生成论或过去的起源问题，也与未来的问题有关。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关心和争论的很多问题都涉及世界的终结，而不只是世界的开端。基督教甚至认为，世界的终结是历史中唯一重要的事。与此相反，在印度的宇宙生成论中，世界不断走向终结，又不断重建。甚至诸神也像别的事物那样不断死亡，又不断重生。重生的具体形式取决于重生者的“业”，即前世所修的果。因此，宇宙本身也同样如此：每次毁灭之后，宇宙会再现，从早期的创造中保留的能量里重生。这些抽象的宇宙生成论有直接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印度神话认为人的社会处境，即特定社会角色所要求的义务，对于维持宇宙秩序至为根本。
我们很难想象，第一批哲学家如何构建出我们进行理解的那些最基本概念，因为早期创造神话与现代科学所谓的直接概念之间差别极大。比如，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概念精致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当然，许多有意识的生物都有某种时间的流逝感。每个人类社会都有某种标记和衡量时间的方式，要么是简单的日夜之分，要么是季节或年。许多社会都有时间名称，或者至少有计时者的名称。但是，它们都不能说有时间概念。早期哲学的评论者有时认为，前哲学的时间观念“完全是诗意的”，缺乏客观性，并且指出，作为分析主题的时间观念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出现。人们有时认为，不只是“什么是时间”这个问题，根据个人经验理解的线性时间概念，也直到4世纪在圣奥古斯丁那里才出现。
但是，我们仍然对实际上在各种不同社会中发现的极为不同的、充满想象力的时间概念印象深刻。比如，在古代的美洲，时间被设想为三部分组成的现象，即历史时间、神圣时间与神秘时间。在人类创造之前，原始的澳洲人提到了“梦幻时间”。古代中东的循环时间概念或“永恒复返”观念，则为早期的希腊人所继承，并且在很久之后为德国哲学家尼采所颂赞。古印度人有一种非凡的时间感，他们不仅认为时间是复返的，根据标准算法，从开端到终结的时间总量也少于6千年。当奥古斯丁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个体灵魂，这样的时间量或许正好足够。
尽管认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宇宙论或宇宙生成论的观念这并不确切，但是完全可以说，这里是在。毋庸置疑，灵魂是整个哲学史上不断重现的主题之一。在早期希腊哲学中，灵魂被认为是一种光滑的非实体的东西。它不具有道德意义。实际上，它毫无价值，只有在赋予身体之后才是生命之源。此外它就像是非实体的影子，一种纯然的“气息”。古埃及人也持类似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只要能够保存身体，灵魂就能进入来生。为此，他们煞费苦心去保存死者的身体奢侈品和奴隶。
许多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灵魂都是相当“干瘪”的概念。为何早期的基督徒认为身体的复活至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与之相比，古希伯来人几乎不谈论抽象的灵魂之类的东西，他们多多少少都局限于关注个人的具体品格。同样，中国人在谈论某人的“灵魂”时，心里想的也是这个人的品格和社会身份，毫无抽象的形而上学意涵。对于佛教徒早期希腊哲学家中最富想象力的赫拉克利特认为，灵魂是“火”，由星星那样的材料组成。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很崇高，但在此之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赫拉克利特认为星星不过是天空的小口袋，并没有什么实体性。
吠陀和吠檀多：印度的早期哲学
我们常常提及古印度的哲学，尤其是所谓的“印度教”，现在是时候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了。严格来说，并没有一套叫作印度教的唯一哲学——或者说，没有一套叫作印度教的唯一宗教。正如我此前提到的，“印度”最初是阿拉伯语，只是指一个地方。
然而，印度教作为哲学，我们最好将之当作一组作品——首先是众所周知的《吠陀》。最早的《吠陀》是《梨俱吠陀》，大致作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早于摩西数百年，早于荷马六百年。《吠陀》是多种要素的结合体，至少包括诗歌、圣诗、神话和宇宙生成论。吠陀的宇宙生成论是对宇宙的“人格”起源的阐释。《奥义书》是对《吠陀》的评注，又名《吠檀多》的创造故事。因此，印度教文明的仪式被称作婆罗门主义，它的执行者被称作婆罗门，即最高的祭司种姓。
《吠陀》提出了“万物为何存在”的宇宙生成论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吠陀》甚至也对这类终极问题是否有答案存有疑虑。还有虚无问题，创造之前是什么样子，他既是不朽的，又为世界做出了牺牲。原人有一千个头、一千双眼……他是不朽的统治者……原人分裂开来，月亮从他的口中诞生，太阳从他的眼中出现，大地从他的腿中涌现。
印度哲学处处含有“人格”这一基本关切，明显地体现出对自我、灵魂和个体人格的真正本性的永恒关切。这类关切也是耆那教和佛教的核心，它们要在几百年后才从印度教中发展出来。一方面，个体灵魂的生命原理。因此，人们可以把每个个体看作因灵魂而充满活力的命，或者，人们还可以有极为不同的看法，把命看作虚假的自我，而把灵魂看作真实的自我。尽管如此，《吠陀》清楚地写到，我们不能认为命和灵魂是在同一个人内一争高下的两个自我。相反，它们就像“两只鸟儿，始终做伴，栖息于自我这同一棵树”。
《奥义书》从明确的哲学方向上发展了《吠陀》的主题。存在的终极原则——在《吠陀》中存在，对于他们而言，印度哲学显然令人困惑，或者说不具备一致性。但是，婆罗门的不变恰恰在于其不断变化，甚至诸神也会每隔300万亿年左右重生一次。
然而，这完全没有说到婆罗门是什么，或者，我们如何讲述婆罗门。我们能够认识婆罗门吗？如果能够，如何认识？我们是婆罗门的一部分吗？还是婆罗门的不同面向？还是不可调和地处于婆罗门的对立面？我们在此能够确定的是西方人对印度哲学的最为熟悉的内容——神秘主义以及众所周知的名为瑜伽的练习。印度哲学甚至其最古老的形式无非是神秘主义，这种说法让西方许多代哲学家完全无视印度哲学，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是，如今印度哲学的许多拥护者否认神秘主义的核心作用，这同样是个错误。
印度哲学一直都对最古老的《吠陀》持有怀疑态度，但是，怀疑常常集中于婆罗门可以只凭理性或反思得到理解的观念，而不是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婆罗门的知识基本上来自经验，尤其是名为神秘经验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统一经验。但是，个人不会轻易就能拥有这类经验，基督教倒是与此相反，比如某些未经准备的基督徒，最著名的有保罗，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声称突然见到基督、圣母和圣杯。个人要获得这样的经验，就得做好充分准备工作，至少要彻底研究和理解《吠陀》和《奥义书》，还要进行冥想和瑜伽这样的禁欲，而是指自律，它是能让人达到“更深层”的实在以及从中获得极乐经验的精神自律。
这种极乐经验几乎处于所有印度哲学的核心，尤其是在古代。当然，它有不同的名称，达到它的教义和手段也极为不同。佛教徒把这种极乐经验称作涅槃，婆罗门的经验才让我们第一次感知到真正的实在。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的日常世界很真实，日常世界已经足够真实，不过，它只是表面的实在。实在有很多层面和深度，究其根本而言，它是婆罗门，是唯一。几乎在所有情形中，终极目标都是从日常生存的烦忧中超脱出来。从更为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说，这种“解脱”使人摆脱了所有生命都限于其中的生死循环。
婆罗门的经验也可能被描述某种“无我”感，正如我之前所言，这在印度哲学中暗藏深意。固然，流行，但atman只是婆罗门的一个方面。尽管如此，婆罗门与灵魂之间的关系仍是古典印度哲学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最古老的《奥义书》中，至高神把atman描述为“摆脱了邪恶的自我、摆脱了年老的自我、摆脱了死亡的自我、摆脱了悲痛的自我、摆脱了饿与渴的自我，他的欲望是真实的，他的思想也是真实的。他理解并找到了那个获得所有世界和所有欲望的自我。”
第一位哲学家
谁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即使我们把目光限制在古希腊的石山海岸，这个极具争议问题也不会有显而易见的答案。通常的答案是泰勒斯，他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的米利都。事实上，我们对他所知甚少，没有任何他写下的只言片语。我们对他仅有的了解来自并不总是可靠的亚里士多德。泰勒斯认为，世界诞生于水，并被水环绕，这个观念极有可能来自早期希腊的宇宙生成论和其他文化。然而，这个观念转变为宇宙生成论观点，可能要归于亚里士多德，他出于自己的目的，把泰勒斯的理论看作与他的后继者的理论有关，因此重新把它塑造成有关宇宙的基本“基质”。
泰勒斯并没有确切说万物是水构成的。他主张世界被水环绕，这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思想家相同。他说的似乎是，水在某种意义上是万物之源，但这种说法还不是以下这种自然理论：万物本质上是水。不过，泰勒斯确实与根据诸神解释万物的神话传统决裂，采用了我们可能称之为自然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科学观点，它根据其他更为确切的自然现象来解释自然现象。因此，或者根据某些人的说法，他至少配得上第一位哲学家的称号。
不过，我们有理由质疑这种评价，而且，它会引发人们对“哲学家”这个声名卓著的标签所指为何的疑问。如果哲学是理解世界秩序、解释事情为何发生以及为何应当发生的尝试，比如，如果哲学是理解人是什么、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我们死亡意味着发生了什么的努力，那么，哲学确实在泰勒斯之前好几个世纪就已出现。这样来理解哲学，哲学就可以追溯到古代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以及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其他文明。
然而，如果我们要根据自然科学的模型来理解哲学，认为哲学是不借助诸神和神灵来解释世界的尝试，泰勒斯也不是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显然相信，用他自己的话说，“万物有灵魂”。实际上，我们还要等待好几个世纪，才能找到否认万物有灵论者的哲学家，万物有灵论者认为万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神性。实际上，甚至亚里士多德，这位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也是万物有灵论者。他有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观念：作为整体的世界作为整体的宇宙是有生命的。泰勒斯和亚里士多德到底倾向哪种观点，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然而，许多当代哲学家所持有的哲学观却并非如此，他们主张，哲学由论证和关于实在之本性的深刻思想构成的主张，而且还证明了他的主张，并期望甚至邀请同时代人做出回应。
巴门尼德所捍卫的观点，涉及存在的本性、什么存在以及什么不存在。与他的那些具有科学性的前辈不同，巴门尼德并不关心事物的具体构成。他并不关心事物根本上由水还是其他某种元素构成。巴门尼德的主张和论证，是与此截然不同的抽象。比如，他论证说：“能言说和能思考的东西必定存在，因为不存在既无法言说，也无法思考。”这常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哲学论证，因此，巴门尼德被认为是第一位形而上学家，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当然，人们可以质疑这个结论。有人认为，人类从开始学会说话。如果极端抽象和论证是真哲学的标志，巴门尼德似乎就是我们寻找的第一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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